4月20日，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人格与健康促进中心和中青在线主办、三智书院和晨星学堂承办的第八届优秀传统文化与后现代心理学学术交流大会上，学生、老师、精神科医生一起探讨如何助力青少年心理健康。
刘海明在高一时被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其实，在此之前症状早已显现——做事拖延、易激惹、情绪大起大落……由于对疾病没有认知，刘海明一直没去医院，直到高一时病情越发严重，在学校心理老师的建议下才去了医院精神科。确诊后，刘海明休学了，此后的8年里，他一直没有回学校。
确诊后的头两年，刘海明一直在吃药治疗，虽然病情得到了控制，却没有根本性改善。之后，他开始进行心理咨询，其间换了几个咨询师，又开始自学后现代心理学，进行静观练习。一段时间后，病情终于开始好转。去年，刘海明参加了高考，恢复了学业。
4月20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人格与健康促进中心和中青在线主办、三智书院和晨星学堂承办的第八届优秀传统文化与后现代心理学学术交流大会上，刘海明在圆桌对话环节，分享了他的经历，也与大学生姚静秋、精神专科医院医师李润之、心理师杜奕一起，探讨后现代心理学在青少年遇到的心理健康问题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对疾病的反思
在最初的求医过程中，刘海明一度感到迷茫和无助，他说，对于自己的疾病，自己和父母一开始都完全不了解，既不知道为什么会得病，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治好。而刘海明的第一位心理咨询师也回避与他和父母谈论疾病，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对咨询师的不信任。由于对病情认知不足，刘海明和父母经常因为病因发生冲突，刘海明觉得自己生病是父母造成的，而父母对此完全否认，于是双方在互相“甩锅”中发生了几次相当严重的争吵，导致刘海明病情一再复发，频繁出现自杀念头。
正在上大学的姚静秋身边也有几个确诊精神疾病的朋友，他们对她说，医院精神科开的药物只能缓解病理症状，无法真正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而心理咨询也没有什么帮助。心理咨询师对自己没有深入了解，每次都用同一套话术，提供不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这让他们感到很无力，对继续治疗很抗拒。
对此，工作于某三甲精神专科医院的医师李润之也感到很无奈，他说，很多病人以及家属对医院有这样一个心理预期，即医院不应该只是看病吃药，医生还应给予一些心理安慰。然而现实是，这种期待是医生目前无法满足的，李润之说，其实医生能做的非常有限。一方面是因为医生的工作压力很大，不仅每天要看很多病人，还要保障医疗安全，因此精神科医生除了在门诊评估疾病之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病房管理上。除了工作压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系统培训过医患心理干预技术，我们是真的不会。”李润之哭笑不得。
李润之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美国的医疗体系下，精神科医生在规培期都要至少接受3个月到半年时间的心理治疗培训，而我国关于精神科的规培起步晚，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医生，大多数是靠自学。
回顾康复的经历，刘海明感触颇深。“在确诊后的前几年，我一直比较焦虑，担心病情更加恶化，总想尝试回学校上学，但实际上，当时的状况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只要回到学校，病情就会反复，只好再辍学回家。”
刘海明觉得，父母可能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好起来的。“让我康复最关键的因素是，移除了过去长期存在的执念，找到了新的可能性。”刘海明说，“当我开始允许自己在家里待着养病，不再急于恢复时，病情才真正开始好转。”
刘海明从小到大的愿望都是考取北京大学，即使在生病后，明知这个愿望变得很不现实，他也无法彻底放下这个执念。在更换了多位心理咨询师之后，刘海明遇到了比较适合他的一位。“考北大这个念头就像一只八爪鱼一样，裹在我的脑子上。”每次和咨询师说到这里，他都会哭，“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好像受了很多苦，想找一个人去怪罪，但找来找去也找不到，最后发现这些都是自己建构出来的，所以只能怪自己。”
于是，心理咨询师和他探讨，考北大这件事对他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在心理咨询师不断帮助下，他的执念慢慢松动了。后来，刘海明开始学习后现代心理学，练习静观，慢慢地，他觉察到了自己的执念，而且能够将其逐渐移除。他意识到，即使考上的学校不是北大，他也可以读书，可以锻炼，这个新的可能性是他可以接受的，于是，他不再被之前的执念所束缚。慢慢地，他好了起来。
恢复健康后，刘海明经常反思，他感到，在康复过程中，父母的“不干预”非常重要。“父母的建议、期待、评价，这些看似比较中性的东西，其实对于生病的我来说，都是难以应对的压力。”刘海明说，“生病的时候，人会变得特别敏感、脆弱，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而父母作为最亲近的人，带来的影响是最大的。其实父母不需要特别做什么，只要不让自己的焦虑情绪影响孩子，不提要求、不设目标地接纳生病的孩子，就可以让孩子减轻很多压力。”
而在他看来，对于自己这种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学校如果能够早发现、早识别，尽早转移给更专业的人士治疗，可能会恢复得更好。“其实我初三时就有很明显的症状了，到高中已经非常严重了，但老师、同学和家长都对这个疾病没有认知。
关口前移的难点
为了保障学生的心理健康，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鼓励学校开展心理测评工作，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和需求。例如2021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到要做好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工作，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档案。2023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强调规范心理健康监测，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定期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测评。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学校的心理测评工作还不能完全起到预期的效果。姚静秋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学校在开展心理健康测评和心理健康普查时，有的班主任老师会要求班里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以免影响自己考核。所以，部分有心理问题的同学会隐瞒自己的心理状况，导致测评流于形式，也让这些学生无法面对自己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有的同学隐瞒自己的心理状况是因为对学校的心理老师很抗拒，觉得心理老师会把他的“秘密”告诉学校管理层，这会侵犯自己的隐私，而且学校管理层还会通知自己的父母，带来麻烦。
在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杭州焦点解决学院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杜奕看来，学校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的意义并不在于让学生做心理测评问卷，而是对通过测评筛查出数据异常的同学进行访谈和干预，而目前，在很多学校还没有专业的人士来做这些事。
多年从事青少年厌学咨询的杜奕和其团队为很多学校提供了服务，她在工作中发现，对于筛查出有心理健康风险的学生，学校一般会批准无限期的病假，让学生先回家休息好后再回校上课，然而却很少有学生在回家之后能恢复心理健康。杜奕分析说，这是因为他们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迹，脱离了同伴关系，而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非常不利。这些孩子回家后往往会染上网瘾，天天玩游戏，情况越来越糟。还有的孩子经过复学评估，被心理师认为情况暂时稳定，允许回校上课，然而这个时期的学生内心大多会有高敏感倾向，面对老师和考试时，哪怕一点微小的挫折与暗示，都容易再度情绪崩溃。杜奕说，康复期的学生经常会出现请假、无法完成作业、无法参加考试的情况，这会给老师的班级管理带来相当大的挑战。这些孩子们的最高优先级应该是重新适应学校生活，而不是努力提高学习成绩。
事实上，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评估比成年人要难得多。李润之解释说，像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情绪障碍疾病，青少年和成年人的临床特征差别较大，成年抑郁症患者的表现可能是悲伤、情绪低落突出；而青少年表现出的可能是烦躁，易激惹，与家庭成员发生冲突，逃学等“青春期逆反”行为，医生通过问诊和查房也很难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与此同时，家长对医院的预期也与现实有很大偏差。家长会以为，孩子住院了，情绪调好了，就可以回到学校复课，一切就会恢复正常。他们认为医生能把孩子的心理和精神都调整到与社会兼容的完善状态，“但其实，以医院现有的资源，能把最基本的疾病评估做到完善，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李润之说。
李润之认为，实现精神专科医院和学校的资源联合很有必要。他说，精神治疗最重要的环节是早期干预和后期康复，而遗憾的是，目前医院所能做的只是疾病治疗的环节。对于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早期识别、早期干预，以及出院之后的康复，因为缺乏机制架构、在院期间能做到的干预有限，需要联合学校等多方面资源。
心理健康工作还可以做什么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明确提出，要开设心理健康相关课程，发挥课堂教学作用，结合大中小学生发展需要，分层分类开展心理健康教学。
姚静秋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高三下学期时她上过学校开设的心理健康课，一共有四节课，每月一节。因为是占用晚自习时间，大家忙着复习备考，很少有人会去上课。最后一节课老师讲的是无论如何都不要自残，要寻求精神科医生的帮助。但那节课只有十几个人参加。一个有心理问题的朋友对姚静秋说，他期待的心理课不应该是这么正式和教条。姚静秋也觉得，“如果在心理课上设置一些游戏环节和分享环节，让大家能够互相了解，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并且在心理老师的指导下让情绪得到疏导，也许效果会更好”。
姚静秋曾经在大学里组织开展过“自由拥抱”活动，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她清楚地记得有一个不认识的同学过来抱了她，流着眼泪对她说，自己这些天很悲伤，原本打算回宿舍自残。但是看到了她之后，觉得可以对她说一些心里话，自残的念头也没有那么强烈了。
姚静秋认为，在大学开展心理互助活动会更加便利，因为在大学里，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彼此都是陌生人，也就更能放心倾诉心里话，而且大学是一个素质更高的教育平台，进入大学后，一个人在心灵上更加成熟，更能理智地看待心理问题。她建议，学校以社团的形式组建流动性的学生志愿者组织，让一些对心理学有所了解并且擅长沟通的学生自发组织活动，活动不要过于正式，而是设置一些游戏环节和分享环节，有需求的同学可以自愿参加，这样他们更能在群体中获得安慰。
在学校里开展多年心理健康服务后，杜奕一直在反思，心理健康工作究竟是在做什么？在对学校老师开展调研和培训的过程中，杜奕发现，老师们最需要学习的其实是对心理问题的识别和应对，应该把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转介给学校的心理老师，而不是把心理问题错认是学生的品行问题。然而，让老师们在繁重的工作之外，再学习心理学专业知识，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不过杜奕发现，当自己跟他们讲解如何把心性成长融入教书育人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中时，老师们很容易接受。“老师们可能更希望知道如何在现有教学制度下，通过改变自己，进而改变学生，所以这可能是未来值得探索的方向。”杜奕说。
李润之认为，精神专科与后现代心理学的结合对于精神科医生也很有帮助。很多医生对于心理学在临床的运用很有热情，但是对心理干预目前的发展现状并不了解，故而在临床上很难施展，其实一些新兴的治疗流派，焦点解决疗法、叙事疗法、对话疗法等后现代主义心理疗法，早已经走出了传统的心理治疗室，在任何场景下，通过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起到心理干预的效果，并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据他的观察，医院里也有不少医生在经过短暂的学习后，便能在门诊或者病房用上这些后现代心理学的方法。
翻开国内外精神病学的教材、专著，李润之经常惊奇地发现，关于精神科医生与病人进行访谈的过程，无一例外地要求医生在评估患者病情的同时，兼具人文关怀，这也是成为一名优秀精神科医师的必备素养。
“后现代心理学为临床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样本，相信未来可以跟精神科完美融合。”李润之说。（中国青年报）
（应受访者要求，刘海明、姚静秋为化名）
